在与敌人或其他政治势力进行较量时，并不总是硝烟弥漫的战火，你死我活的搏杀。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的斗争艺术是丰富多彩，无比杰出的。同时，在他的斗争思想中也展现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要的博大胸怀，也是他战胜对手的法宝之一。
一国共合作化干戈为玉帛
以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要是毛泽东与敌斗争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与敌斗争中，毛泽东力争化干戈为玉帛，表现出了巨大的和平诚意。力争化敌为友是毛泽东战胜对手的巨大智慧之一。
1945年8月15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历经8年1个月零8天后，终于画上了句号。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胜利。同时，一场新的、决定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艰巨斗争，又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抗战中，蒋介石躲在峨眉山，这时匆匆下山，力图迅速恢复和加强他在全国范围的独裁专制统治。他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看作是实现其目的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命令处在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同时，命令大后方的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依靠美国支援，将自己在西南、西北的军队空运、海运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地区，抢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线。对于日伪军，他命令“除按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占领区在“国军接收前，应作有效之防卫”，而且委任大批汉奸和伪军做接收大员，阻碍人民抗日力量收复国土。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拼命抢占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部署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将中国重新置于他的黑暗统治之中。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力量的壮大，国际国内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南、西北，不仅精神疲惫，而且战斗的力量和纪律“皆不甚健全”，“不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休养整训”，发动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玩弄起和平阴谋。
1945年8月14、20、23日，蒋介石连续3次致电毛泽东，“特请先生日惠临陪都”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共定大计”。在致电中，他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务恳惠诺为感”，“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介石要求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力争和平，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同国民党谈判问题。
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是，由于国内外诸因素及其集团内种种矛盾的制约，蒋介石的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经过我党和全国人民有效的斗争，在内外压力下，有可能避免内战，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并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为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对蒋介石应采取“洗脸”而不是“砍头”的政策，我们要学会与蒋介石进行斗争，力争和平。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且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在《宣言》中，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申明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
当晚，蒋介石在重庆山洞官邸举行欢迎宴会。29日，他和毛泽东举行商谈，表示一切听取中共意见。此后他又五次宴请毛泽东，到桂园住处看望毛泽东，并陪同出席晚会、看戏等。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假戏真做。蒋介石处心积虑的是要摧垮中共，取消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
这时，毛泽东确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同蒋介石的反动方针作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意愿，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以维持国内和平，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重庆43天间，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8次直接会谈：8月29日，初次会谈；9月2日、9月4日，两度“单独谈话”，且“历时很长”，议题为中共军队编组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9月12日，再就军队整编数目问题会谈；9月17日，关于军事问题；10月9日，两党合作问题；10月10日，就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10月11日，关于解放区问题。此外，国共双方代表先后商谈23次。整个谈判围绕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中心，展开尖锐而激烈的斗争。
谈判一开始，毛泽东根据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要求，斩钉截铁地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毛泽东开宗明义，铿锵有力，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蓄谋已久、反复策划的真内战假和谈部署。
为实现和平民主，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坚持原则，识大体，顾大局，诚心实意争取和谈成功。
在赴重庆前夕的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去谈判就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同天，中央发出党内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在《通知》中，明确写道：对国民党，“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对国民党曾多次作重大让步，宽容大度，仁至义尽。
为使谈判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在9月3日提出的和谈方案中，作了尽可能的让步：
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
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王世杰——国民党谈判代表)与毛先生谈话时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然亦不反对参加，现在亦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
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情况，在蒋介石地位问题上，也有积极和解的表示，毛泽东曾指出：“如果蒋介石应允了条件，我们就要暂时走法国的道路，戴高乐领导，共产党参加政府”。
为此，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在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的前提下，“拥护蒋(介石)主席之领导地位”，即“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在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解放区和人民武装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作了大的让步。
关于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可以先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在8年抗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解放区军队应得到合理的编制。解放区现有120万军队，大量裁减后至少应整编为16个军48个师。
但是，蒋介石却是力图缩小并编散中央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不能超过12个师。同时，国民党疯狂地开动宣传机器，污蔑说共产党只争枪杆子，不愿意缩编。
为了打破僵局，戳穿谎言，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决定再作让步，告知国民党代表：
“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有四十三个师”，“如中央军队缩编为六十个师，中共应为十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中共应有二十个师。”
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一个师不到六千人。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
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驰骋敌后，浴血奋战，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保卫和建立的。谈判中，蒋介石集团公然要取消“解放区”，剥夺人民斗争的成果。
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但是，考虑到当时一些解放区所处的具体环境，考虑到斗争中的主动权，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也作出许多让步：宣布在自己领导的19个解放区中，将广东、浙江、湖南、湖北、苏南、皖中、皖南、豫南8个解放区让出来，上述8地人民军队集中苏北、皖北和淮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四十三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
在解放区政权问题上，国共双方相持不下。
毛泽东与周恩来又决定作出让步，提出：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东、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之副市长，也由中共推荐人士充任；苏北、皖北、豫北之地区，中共军队撤退前，其专员、县长由中共委任；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
这一建议遭国民党拒绝后，中共又提议：在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选出县长与县参议会；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县已实行民选者，由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呈请中央加以委任。
但是，这一建议国民党仍不同意。9月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再提新方案：“暂维现状，即现在各小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然而，蒋介石一意孤行，要消灭解放区，“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这一问题双方商讨没有结果。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坚持旧有代表有效，中共声明：“留后商议，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政治会议问题，本来商定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组成，然而，国民党鼓动民盟之内的青年党要5个名额，并作为独立单位参加。几经斗争，为打开僵局，中共提出：民盟仍9人代表席位，青年党另成单位，有5个代表，代表总人数增加两名，中共可让出两个名额，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使问题获得解决。
凡此种种，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昭然于世，民主人士、中间力量景仰不已。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大力争取，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定稿。当晚，重庆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齐集一堂，出席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举行的盛大宴会，热烈而隆重地欢送即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
在宴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明确地表示了中共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他特别指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为此，他号召“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最后，毛泽东说：“困难是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的讲话，既是对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巨大鼓舞，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2日，公开发表。
《会谈纪要》中，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关于解放区政权，国民大会代表及人民武装的问题，悬而未决，《会谈纪要》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重庆谈判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重庆之行，取得了重大成果。10月11日，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返回延安。
尽管不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和谈纪要》，内战爆发，但是毛泽东“以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要”的思想却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赢得了民心，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
二用小球推动大球寻求世界和平
毛泽东“以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要”的思想不仅运用于国内环境，而且也是他进行国际交流，化敌为友，寻求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
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毛泽东“以世界人民利益为要”、化多年宿敌为友的胜敌策略的成功范例。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776年，美国挣脱英国殖民地的枷锁，借助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迅速崛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首富。在具有一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处处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对于中国，美国长期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企图通过蒋介石来控制中国。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终于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震撼全球的历史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和整个世界的形势。
这是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极不愿看到的事实，因此，他们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非常敌视的态度，不承认新中国，出兵朝鲜，武装台湾，插足越南，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这些，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同美国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美帝国主义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述。但是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没有放弃与美国和平发展平等外交关系的努力。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就宣布：“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对于一贯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毛泽东的态度也是如此。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指出：如果美国(及英)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5月10日，中共中央得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尚在解放了的南京，便立即电告南京市委，让黄华去见司徒雷登，摸一摸美国的态度。于是，5月13日、6月10日、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三次交谈。
在交谈中，黄华提出希望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司徒雷登表示想去北平的燕京大学过60岁生日。因为他曾于1919至1946年担任过燕京大学校长。黄华向中央请示，毛泽东表示，欢迎他到北平来。于是，黄华向司徒雷登许诺可以乘自己的飞机去北平，而且说在北平肯定可以见到毛泽东主席。对中共中央的这个态度，美国政府也进行过考虑。但是，美国一方面想通过同中共的接触，保持其在中国大陆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立即与蒋介石政权一刀两断。因此，司徒雷登最终没能获准到北京。从此以后，中美双方从1949年至1969年基本上处于敌视和对抗之中。
从1949年当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美国发出建交的信号遭到拒绝后，新中国便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但是，这更加深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和偏见，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上更具有反共的意识形态色彩。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作出“接受国际义务”的诺言为借口，拒不承认中国，并限制对中国的战略物资出口。美国的这些敌对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怒。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更使已经陷入僵局的中美关系更加恶化，使台湾问题也复杂化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直接派出地面部队侵入越南南方，再一次使中美两国面临着重蹈“朝鲜战争”覆辙的危险。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为此，中国曾对美国政府方面再一次表现出改善关系的愿望。
1955年4月23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公开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此外，中国方面还就取消美国贸易禁运、准备中美外长会谈、交换新闻记者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与此相配合，中国方面表示，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并向台湾当局发出呼呈，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中国甚至还表示：“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继续增长。”
然而，美国对此并没有做出积极响应。后来，美国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虽然同意和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但又以种种借口拒不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因此，从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持续了15年之久，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的进展。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中美关系是以敌视和对抗为基本特征的。
当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大分化在改组后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原来“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中苏分裂而开始分化；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苏联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并表示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世界和平构成很大的威胁。此外，由于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再加上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开始呈现多极化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主宰世界事务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69年1月，美国第37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上台后决心改善中美关系，对中国采取一项新的政策。
上任伊始，尼克松小心谨慎地发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1969年1月20日，在总统就职演说中，他有意识地针对中国说道：“让所有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任职期间，我们的通讯联络线路将是畅通无阻的。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接着，尼克松又在他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中透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的思想中“占很大地位”。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给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并且尼克松还写道：“当然，这种试探应该私下进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到公开出版物上面去。”
在尼克松的这种态度下，于是，美国有关部门和机构开始研究新的对华政策。
这时，美国政府，虽然有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向，但还未构成一种战略，而多年来的积怨又常常妨碍了两国的视线，因此，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言论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发出了愿意改善关系的信号；另一方面又仍然认为中国“具有侵略性的好战态度”。但是，不久中苏之间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看法。他们开始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外交政策，用基辛格的话说：“从那里起，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珍宝岛事件过去不久，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和中美关系。1969年7月，经尼克松亲自批准，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允许美国的旅行者、博物馆等等无需经过特别授权就可以非商业性的地购买中国的商品。与此同时，尼克松利用出访亚、欧一些国家的机会，委托与中国具有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向中国领导人转达美国的意图。
在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中国实际上也在考虑这一问题。毛泽东密切注视着美国发生的各种微妙的信号。
早在1967年，毛泽东就注意到，当时准备竞选总统的尼克松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叫做《越战之后的亚洲》。在这篇文章中， 尼克松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条件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尼克松虽然重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所鼓吹的中国对非共产党国家的所谓威胁，但他却看到了打开通向中国之路的重要性。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要改变对华政策，并做了相应的准备。
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演说，毛泽东不仅亲自过目，并且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这样，尼克松在这篇演说中向中国发出的信号，便通过《人民日报》的转载，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1969年春，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际战略，并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时参考。在3月份的报告中，陈毅等四人认为，虽然珍宝岛事件后，苏联还可能在边境搞点紧张局势、制造点冲突，但是，目前还不可能同中国大打。因为去年苏军侵犯只动用了20多个师，约50万的军队，进攻中国至少需要100多个师300多万兵力，而苏联目前在中苏边境上只有40个师不足100万兵力，要进攻中国兵力上是远远不够的。在多次讨论之后，陈毅等人提议，鉴于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应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打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这一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政治报告谈到中国对外关系时，对美国只是进行了例行的指责，而用了更多的篇幅抨击苏联。
在这样的形势下，历史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了。
1970年7月10日，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公开报道说，尼克松赞成在外交上承认中国。8月26日，美国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
这是美国方面后来逐步取消对中国贸易禁运措施的第一项。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尼克松关于中美关系的言行，并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1970年8月14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诺德加·斯诺应邀到达北京。这是他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第三次访问新中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斯诺，并与他站在一起，检阅了国庆游行队伍。第二天，斯诺面带微笑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毛泽东这种不寻常的姿态，是在用无声的语言告诉尼克松：中美关系的演变已经引起了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
经过毛泽东、尼克松等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积极努力，对抗和敌视了20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开始渐渐走向解冻了。
从1969年开始到1971年春天，中美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的态度，并抓住时机，向对方频频发出信号。其间，尽管出现不少波折，但双方的相互信任已有所增长，彼此的意图也逐步趋于明确，中美关系正在向前发展。
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拉开战幕。中国乒乓球队于21日抵达日本。
3月30日下午，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宋中在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按照预定的部署，提出金边傀儡集团无权代表柬埔寨的问题，并且谴责美帝国主义对金边的支持。会场一时大哗，会议执行主席宣布进行休会。
这时，说来也巧，当宋中端了一杯咖啡在一张桌子旁坐定后，定眼一看，发现同桌对面坐是竟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格雷厄梅·B.斯廷霍文。两人都不失风度，进行了友好谈话。
在谈话中，斯廷霍文赞扬中国队水平高超后说：“你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我们美国呢，也有着灿烂的文化，我真希望我们两国人民友好相处。”
接着他又说：“啊，宋先生，你知道了吗?在我们来到日本之前，国务院宣布了一项决定，决定取消对持有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这意味着……”
这是在名古屋中美双方官员的首次接触。
散会之后，中美两国代表团官员在步出会场时，再次“凑巧”碰到一起。
这时，斯廷霍文已经获悉中国邀请了南斯拉夫乒乓球队在比赛结束之后访问中国。他对宋中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用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到美国。”
在中美关系高度敏感的时候，斯廷霍文的话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重视，他们马上通过电话向国内作了汇报。在北京、名古屋传来的信息每天被整理成简报。其中，有两份是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
这时，从名古屋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明朗：美国队表示友好，美国队希望访华。为此，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有关同志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认为，现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时过早，应当首先让有影响的记者或政治家来访。最后，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拟就了一个不准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给周恩来。4月4日，周恩来将报告呈送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
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没有当即批示，也没有让秘书把它拿走。因为等不到毛泽东的批示，名古屋的比赛又要结束，外交部就把周恩来批示过的文件内容告诉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当时，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
这时，几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进展，毛泽东都是了解的，所有重要决定都是由他亲自作出或批准的。中美关系正来到一个转折关头，美国人想来已经是毋庸置疑了。但是，首先请谁来，毛泽东面临着决策。经过一番深思，毛泽东产生了新的想法，他认为拒绝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不正确的。
最后毛泽东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胆决策。因为这次邀请不仅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运动员、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它还是以一个大的跳跃方式，回答美国一个时期以来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的试探。
毛泽东下完决心后，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定接待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方案。为此，周恩来专门找到黄华、章文晋进行了谈话，作出周密部署。在谈话中，周恩来指出：“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这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这次我们一这要把美国队接待好，要把它当作一个大事情来抓。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待美国队来访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乘飞机抵达北京。4月14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亲切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尼松克自中国发动“乒乓攻势”以来，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外交的宏大气魄和深奥莫测，所以，他也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中国的一举一动，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生怕错过每一个“回球”的机会。当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消息及周恩来的讲话传到华盛顿时，尼克松立即作出了反应，马上发表一项声明，决定采取5个对华政策新步骤：
(一)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二)将放宽美国货币方面的控制，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使用美元。(三)将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但前往或来自北越、北朝鲜、或古巴的中国拥有或租用的运输工具除外。(四)美国船只或飞机今后可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送中国货物，美国拥有的悬挂国旗的运输工具可以前往中国的港口。(五)将开出一个可按照一般执行的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项目的清单。在批准这个清单的具体项目以后，还将许可从中国直接进口指定的项目。
这5个“新步骤”的实际意义在于，美国政府实行了长达20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禁令之墙，终于大块大块地崩塌了。
4月16日，尼克松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成员。在谈话中他又发出两个信息。他说：“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是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状态结束。”
尼克松的谈话传到中国，中国立即抓住战机，再次发动攻势。4月21日，中国通过沉默了几个月之久的“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国发出一个重要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会晤。4月27日，美国方面接到了这个口信。
尼克松得到这个口信后，立即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动的建议。经过反复、缜密的考虑，美国方面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连续向中国发出三次口信，表明美国的立场：(一)美国对中国方面的邀请表示诚挚的谢意；(二)尼克松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三)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的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6月15日以后到中国来。至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联袂导演的“乒乓外交”已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到了一个新的关节点。
尼克松总统的这个口信，很快由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以后，表示欢迎尼克松的访问，并且准备亲自与尼克松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为此，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接待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工作。
1971年7月9日，经过一番秘密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准备，基辛格一行经过5个半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到达北京。
4个小时后，周恩来同基辛格在钓鱼台宾馆进行了首次会晤。双方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美国总统对华访问确定了下来。
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启程访问中国，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2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40分，尼克松飞往北京。
当日下午，他和基辛格便被邀请去会见毛泽东主席。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为中美历史性的对话定下了基调。
在谈话中，毛泽东巧妙地把台湾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说宁愿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争端。为此，毛泽东提醒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和他(指蒋介石)的交情要比你们和他的交情历史长得多。”最后，毛泽东对尼克松表示说：“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
在谈到中美会谈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特意提到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的功劳。他对尼克松说：“当时我们驻巴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理由是尼克松和约翰逊一样坏。而叶海亚却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接着，毛泽东坦率地批评了美国以前的对华政策。他说：“我们不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对此，尼克松表示，他知道，他多年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中美两国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美国这方面认识到，“事关紧要的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这次会见的气氛是轻松和谐的。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历史上第一个美国现职总统访问中国。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经过反复磋商，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7日在上海签订了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并于28日正式发表。《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在隔绝了20余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次尼克松访华过程中，虽然由于台湾问题，中美两国未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意识形态和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是，中美双方毕竟恢复了联系，并且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新的方向。
此后，基辛格又进行几次访问中国。在他访华期间，毛泽东多次与他进行交谈，就许多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推动了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正是在这些基础上，1978年，中美两国签订建交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美两个长期的宿敌终于把手握在一起，和平共处了。
中美两个从长期的敌视走向正常化的关系，是毛泽东和平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化干戈为玉帛，长期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强敌消失了。
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平外交
在国际交往中，毛泽东“以人民利益为要”的思想体现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平外交。这帮助他和中国赢得了以第三世界为主的众多国家的支持和理解。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殚精竭虑，开创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型外交。坚持不懈地反对大国主义，就是毛泽东外交斗争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20世纪50年代初，虽然在“一边倒”政策指导下，毛泽东亲赴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新中国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过程中，仍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对于苏联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某些错误做法，采取持坚决抵制和批评的态度。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方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的某些大国主义做法。当苏联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之间的对立，并且采用经济手段逼迫中国就范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大国主义前面坚决斗争，绝不让步。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中方拒绝了苏方在4月里提出的企图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妄自尊大，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对别国人民和别的民族，特别是对小国人民和弱小民族采取轻视、鄙视态度，不平等待人，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之一。在外交斗争中，毛泽东鲜明地反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而对受到它们欺负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特别是对弱小国家的民族和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期望，由衷尊重，平等相待。
为此，毛泽东对亚、非、拉各国人民充满了热情，对来自亚、非、拉国家的朋友，他总是乐于会见，无拘无束地自由、平等地交谈。他赞扬日本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印度和缅甸人民聪明、勤劳；阿富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锡兰(今斯里兰卡)冲破美国的封锁和禁运，卖橡胶给中国，他指出这是一件大事，表明锡兰人民是勇敢的。他对尼泊尔、柬埔寨等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指出这些国家变成强国的可能很大。他断言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很有希望的。
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以及停战后对中朝关系的处理，最突出、最集中、最鲜明地反映了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立场。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下达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特别指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终于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完成了祖国人民的重托，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命令。
毛泽东不仅要求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这样做，而且作为最高统帅，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1950年12月，为保证中朝两国军队的粮食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提出了向朝鲜新解放区暂行借粮办法，报告并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当即致电转发给金日成首相，在电报中，他表示“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办法，但把决定权留给了金日成和朝鲜政府，郑重提出请他们“审议批准”、“公布实行”。从志愿军出国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毛泽东在领导作战和谈判工作中，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又充分尊重朝鲜党和政府。“金首相意见如何”，“请金首相考虑”，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发出的电报中屡见不鲜。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形势趋向和缓，毛泽东及时提出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工作请朝鲜同志负责，并请金日成首相直接领导。
毛泽东的做法，不仅在中朝友好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也为当代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典范。
大国沙文主义不愿援助别的国家，即使有所援助，也视为单方面恩赐，俨然以恩人自居，甚至在援助时附加种种条件，向受援国要这要那，把手伸得很长。但是，毛泽东援助别的国家或民族，却认为这种援助是相互的。他曾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外，也是同各国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在得到苏联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下才获得革命胜利的，而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于正在斗争中的各国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同样，对于抗美援朝，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是帮助了朝鲜人民，但如果认为这种帮助是单方面的，认为朝鲜人民没有帮助中国人民，那是不对的。没有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是不会安全的。敌人打到了鸭绿江边，如果不打退他们，中国的建设也是没有保证的。朝鲜战争的胜利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是互相帮助的结果。而且，第一是朝鲜帮助了中国，第二才是中国帮助了朝鲜。越南领导人在其抗美救国战争期间和胜利以后，一再感谢中国的援助。毛泽东同样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感谢越南人民。
从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先后同70多个国家签订了关于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协议。毛泽东要求帮助发展中国家搞建设项目的中国援外单位和有关人员，一定要贯彻少花钱多办事的精神，要帮助人家仔细算账，决不要给了人家钱又让人家背上包袱。在他看来，受援国发展起来同中国发展起来是一样的重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发展起来了，对中国是极大的帮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热诚期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同各国友好合作，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但当时，有些国家的政府对新中国心存疑虑，有的害怕中国以大国自居，不能平等相待；有的害怕中国搞侵略扩张，在他们国家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广泛地、不断地、耐心地向这些国家做工作。
在国际交往中，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无论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外国驻华使节，也无论是学者、作家、记者，还是青年朋友，都一贯保持着平等待人的高尚风格。
1972年，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会见毛主席时提出，她有3个孩子，并拿出带来的3张照片，请毛主席签名，毛泽东当即在3张照片上一一签名。她又拿出签名簿，请毛主席为她本人签名，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毛泽东赠班夫人 1972．6．28”。1975年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时，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予以会见。会见结束时招待人员报告说，代表团中有3位团员没有赶上同主席握手，请示怎么办。毛泽东当即示意请他们进来。朝鲜代表团团长请他休息，不要等了，并起身告辞，而毛泽东仍挽留他坐下。直到3位团员进来，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以后才与全团告别。
毛泽东会见外宾后经常把客人送至门外，就是在年迈有病、走路困难时，也尽量这样做。
在国际活动中，毛泽东强调平等地进行和平交往，反对在国际交往中反对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在同来访的亚、非、拉国家的客人谈话时多次讲，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你们以你们的经验为主，参考外国经验为辅。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不要生搬硬套中国的经验。他同外宾谈话后常说，我讲的意见，只供你们参考。
1967年10月，中国某驻外使馆不从驻在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国庆招待会讲话稿中点名指责另一国家，还对驻在国国内问题作了不适当表述，驻在国政府提出意见后仍拒不考虑修改讲话稿，导致驻在国对使馆国庆招待会进行抵制。毛泽东主席获悉此事后迅即予以严厉批评，指出这是“强加于人”，是“大国沙文主义”，“要进行教育”。
1968年，毛泽东曾就对外宣传工作连续提出意见，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错误倾向，短短3个月期间，指示就有近10次之多。他指示不要在援外飞机上喷刷他的语录，他不赞成国内群众向外宾赠送他的像章，他在审阅有关单位的请示件时删去了“中国援建工程的成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等提法，指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他看到一份文件中有“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语句，立即指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他严肃提出：“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毛泽东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鲜明立场和态度，有力地打击了大国沙文主义，受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朋友的赞扬。后来，中国成功加入联合国，与此有很大关系。
四睦邻友好，实现地区稳定
毛泽东的“以世界人民利益为要”的外交方略还体现在睦邻友好上。睦邻友好政策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①。1949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指出：“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建国以后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中肯定了下来，并且在实践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国和周边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共同遭遇，在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有着相同的目标与任务。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和帝国主义的挑拨，某些邻国对新中国有一定疑虑。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把搞好同周边国家关系放在了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苏联和东欧国家外，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有的邻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不敢承认我国，有的只搞些民间往来。对于这些国家的困难处境，毛泽东采取了谅解的态度，并主动和耐心地做工作。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某国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你们现在难以承认我们，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责备你们。我们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如果暂时不能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
然后，毛泽东向外宾揭露美国的谎言时说：“美国说我们是殖民主义，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中国没有抢夺各国市场，而是美国人在抢夺各国市场；第二，不是中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建立军事基地；第三，中国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到各国去，中国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
由于毛泽东所制定的包括睦邻友好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政策，促使同中国建交的周边国家逐年增加。
支持邻国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是毛泽东邻邦友好的重要方针。
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要维护和巩固中国的独立和安全，不能不主要同美国作斗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当时反美斗争中最伟大的战略决策。它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对外关系中支持邻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主义和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崇高精神。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随着美国侵朝战争的升级，美国对中国的挑衅更是有增无减。在中国安全受到极其严重威胁的时刻，为援助朝鲜人民，为保卫刚诞生的新中国，毛泽东毅然发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他作出这一重大决定，是从当时中国、朝鲜、亚洲乃至世界战略形势出发的。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采取积极的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是极为有利的；而不出兵，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中国东北更不利。”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经过针锋相对，打谈结合的斗争，美国被迫同意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朝鲜停战协议。抗美援朝，产生了震惊世界的影响。
美国在入侵朝鲜的同时，加紧干涉印度支那。中国政府和人民，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抗法、抗美斗争。
在支持邻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毛泽东把这种支持视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曾对越方领导人说：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越南领导人很感激中国的援助，说：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情绪这么高，打得这么英勇，就是心里时时刻刻都想到后面有中国的支持。
对坚决执行和平中立政策、敢于反对外来侵略的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毛泽东一直是同情和支持的。
1970年3月18日美国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策动柬埔寨右派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在西哈努克亲王困难的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地站在西哈努克亲王一边，当西哈努克亲王3月19日从莫斯科到达北京时，中国政府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欢迎他。毛泽东让周恩来告诉他：中国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达北京的消息。中国支持你们的立场是清楚的。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中国一定支持你，中国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对美国于1970年4月悍然入侵柬埔寨的事件，毛泽东于同年5月20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庄严声明。
对于中国的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甚为感激，他在1975年8月27日对毛泽东主席说：“我认为我们的胜利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胜利。”他特别提到毛泽东的“5·20”声明说，全体柬埔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历史性的声明，柬埔寨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主席在声明中所作出的小国只要敢于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就可以战胜强国的论断。
巩固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团结，是毛泽东战胜国际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实行睦邻友好的重要政策。
为了打破美国孤立和封锁新中国的图谋，毛泽东制定了争取亚非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他多次指出，我们要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
“强调求同存异，找共同点”，是毛泽东争取和团结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亚非国家重要政策思想。
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所有我们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中国人民有爱国的感情，有对印度人民和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尼赫鲁当时对毛泽东的论点表示同意并说：“自古以来中、印两国就有许多共同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如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付诸实施，就能消除恐惧。”
为了改善同印度的关系，恢复传统友谊，毛泽东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不久，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印度政府准备开始同中国对话的口信。至1976年中印双方又互相派出大使，结束了15年间两国事实上只维持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局面。
巴基斯坦同中国在1951年5月就建交了，但在建交初期，中巴关系比较冷淡。毛泽东本着求同存异精神，为加强中巴友谊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对巴基斯坦朋友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中巴间有贸易往来，因此中巴应成为好朋友。中国愿意看到巴基斯坦的事情办好，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1962年以后，巴基斯坦进一步改善对华关系。中国政府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决定发展和加强对巴基斯坦的关系。此后两国政府领导人多次互访，就国际形势、发展两国关系交换意见。1972年2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访华时对毛泽东表示，“巴基斯坦不想做任何使中国为难的事，因为使中国为难，就是削弱巴基斯坦的力量。”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和巴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中巴关系逐步密切。
毛泽东所制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睦邻友好政策，为中国的睦邻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继续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是中国外交事业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制胜法宝。
主要参考书目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2.《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
3.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4.张静如主编：《毛泽东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3年版。
5.孔令华、李敏主编：《毛泽东与科学丛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6.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马玉卿等著：《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8.张佶等著：《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文显堂、郑巧临编：《毛泽东与外国首脑》，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1.［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2.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13.北京大学哲学系、红旗杂志图书资料室编：《毛泽东论思想方法》，红旗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14.陈登才编：《毛泽东思想辞典》，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15.毕剑横著：《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6.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学习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
17.闫奉平主编：《跟毛泽东学智慧》，红旗出版社。
18.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山西人民出版社。
19.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20.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2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22.《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23.郭思敏著：《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24．冒君刚著：《毛泽东的道德思想和伟大人格》，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25．雷国真、吴钰编著：《毛泽东的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