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934年11月湘江战役后，整个红军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因此，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严重不满和深刻思考。
这样，湘江战役就进一步宣告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
湘江战役后，敌人判断中央红军将继续前往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于是，急忙在去湘西的路上，又布置了十几万主力部队，并构筑了四道碉堡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在前往湘西的路上。在此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再一次挺身而出，根据敌我态势和实际情况，极力建议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要求改变进军方向，朝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2月12日，在湖南省通道县，中央临时举行紧急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于是红军遂由湖南进入贵州。
这是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并对中央的战略决策直接产生了作用。但是，博古、李德仍然继续坚持会合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尤其是李德，自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他的最高指挥权受到尖锐挑战，他忍无可忍，气急败坏地中途退出会场。
通道会议后，红军开始扭转进军方向，并于12月15日攻克贵州省的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又举行会议，继续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再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并正式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个决议是处于困境之中红军战略正式转变的开始，这一转变使红军避免了覆没的危险，并一下子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红军争取了主动。同时，黎平会议表明，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已开始动摇，长期以来最高决策的“三人团”也开始瓦解。这就为后来召开遵义会议打开了通路和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迅速向遵义挺进。1935年1月2日至6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7日智取黔北名城遵义，11日攻克要塞娄山关。这样，中央红军就南据乌江天险，北扼娄山关要塞，并一下子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这一系列的胜利，为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争取了时间，并创造了条件。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尤其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面临着覆没的严重危险，这一系列问题迫使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不能不开动脑筋思考：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会遭到失败?红军朝什么方向前进?革命的前途如何?今后怎么办?……
他们通过思考、回忆、比较，于是逐渐觉悟到：过去红军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是由于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是由于实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现在红军之所以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甚至面临覆没的危险，完全是由于王明教条主义者错误领导的结果，完全是由于实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迷雾途中盼太阳。让毛泽东领导红军成为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在这个正确路线的认识过程中，毛泽东坚持对王明错误路线不低头，同时又向党内同志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争取他们在党内路线错误中转回正确的路途。
毛泽东首先争取和说服了王稼祥。这样，王稼祥在黎平会议之后，首先找张闻天，谈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并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接着，他又找了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
在王稼祥的促成下，随即，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大多数人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也都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逐步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即使一些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同志，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以及严酷的事实教育，也都逐步改变了态度，纷纷觉悟起来，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了。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黔北名城遵义隆重召开。
会议开始由博古主持。博古首先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
在报告中，博古对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基本上没有认识，博古的报告引起了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和批评。
接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副报告。在报告中，他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主观指挥上的失误，并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因此，他取得了大家的谅解。
随后，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他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切中要害的分析，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他用红军粉碎敌人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铁的事实，深刻说明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决不是其他，而是由于主观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的根本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有力地批驳了博古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客观因素而为其错误辩护的观点。他还尖锐批评了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而只知一味纸上谈兵和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
继毛泽东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王稼祥。其他与会同志也都相继发言，多数人都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并同博古展开了激烈争论。
在这次事关党和红军前途的会议上，争论的结果是，最后大多数人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而赞同毛泽东的分析。经过3天讨论，遵义会议作出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先“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3月11日，红军行军到贵州的鸭溪、苟坝一带，根据作战的实际需要，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个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负责指挥作战。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全党全军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打仗这个中心任务，因此这个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也是全党全军最主要的领导机构，实际上就是“最高统帅部”。以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立，表明了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遵义会议，毛泽东开始由少数变成了多数，开始走上了全党的领导岗位，使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在党内处于少数的情况下，毛泽东总是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在与党内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时，从党性出发，遵守党的组织原则，不搞小团体，不搞党派，是按照组织程序申辩自己的正确意见，与党内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表现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也体现出了他对党内错误，进行正确斗争的态度和方法。
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党内的矛盾，一般是指党内正确思想和路线同错误思想和路线的矛盾，是党内的是非问题。这种矛盾和斗争，同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问题。对于那些混入党内的敌对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要坚决地无条件地清除出党。而对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则必须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但在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混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采用错误处置方法，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处理党内矛盾非常慎重，在进行党内斗争，处理党内矛盾时，他有一整套成熟的方法。
为了正确处理党内斗争，毛泽东提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并且认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①。这是毛泽东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思想的理论基础。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提出了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②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处理党内矛盾，要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党内的矛盾，是党内同志之间为实现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而发生的不同意见的分歧。因此，解决党内的这种矛盾，首先必须从团结愿望出发，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党内斗乱。但共产党是有原则的党，讲团结也是有原则的团结，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必须分清是非，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对错误的性质、表现和危害，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要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进行认真地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方针，有利于从思想上分清是非界限，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奋斗。
在实践中，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是共产党人正确路线的代表，但是，在党内错误思想和路线的斗争中，他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达到了解决党内矛盾，统一思想的目的，又团结了同志，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中国革命日益走向胜利的征途中，对于王明错误的斗争及其帮助教育，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个范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与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全面抗战路线，决定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方针，以转变军事战略。这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人民胜利结局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感召下，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先后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这些胜利的事实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中国抗战实际的，是行之有效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1937年11月底，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
王明回到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袖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错误主张。概括起来是：
(1)在对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估计上，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面抗战，否认国民党中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
(2)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3)在军队问题上，虽然也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主张实行“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
(4)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问题上，主张到国民党政府去登记、立案，取得合法和统一。
(5)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
(6)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
王明这些右倾主张，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旗号的，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对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
王明在延安没几天就前往了国统区武汉，他到武汉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主张，而且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他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支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另搞一套，在组织上闹独立性。
1937年12月25日，长江局未经中央审查批准，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在武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1938年3月21日，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于3月24日擅自送交国民党。
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反对毛泽东，并且，在武汉时仍然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根本不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看在眼里。他的错误，一度在其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及新四军的工作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人民革命力量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壮大。
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克服右倾错误，党中央决定9月下旬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9月26日到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
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提出了党在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改革。
王明在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团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10月20日，他临时要求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
在发言中，他一方面表示对毛泽东的报告“我都同意”，但另一方面，他又仍然强调“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11月6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最后，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照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鉴于武汉已经失守，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南方局；决定王明留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随后，他又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对待王明的错误，当作一种党内矛盾进行处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但是在文件和记录中都没有点他的名。这是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对王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一种等待。毛泽东希望王明自己从实践中逐步来认识错误，慢慢地提高觉悟，改正自己的错误，和全党同志一道前进。这是毛泽东对王明的同志式的态度。
五对原则性错误不让步
在一段时间内，我党因为“左”倾错误吃了亏，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对于这些原则性的错误，毛泽东从来不让步。他坚持斗争到底，为的是让全党同志保持正确的思想观念，在对敌斗争中拥有强大的思想武器。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学习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身体力行。他遵循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写下《〈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作了深刻阐述，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他又以此来启迪、帮助王明等逐渐认识自己右倾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从1939年2月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开始，学习运动逐步开展起来。1940年这一年，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7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方法，学习运动开展了起来。但是，学习中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1940年春，王明趁大家学习理论、学习党的历史之机，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在延安又一次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发行全党。3月19日，他在为此书写的“三版序言”中还特别说：“本书所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并且，他还用心良苦地写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作为昨日之是。”王明的这本书是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总纲领，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标本。他选在全党学习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重新出版这本书，说明他对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针对1940年春王明擅自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行为和王明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1941年5月19日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报告中，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
这个报告，在听讲的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思想震动和反响。
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动员后，整风的条件已经成熟。党中央决定，整风是先在中央领导层开始。
1941年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五次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就拉开了中央领导干部整风运动的帷幕。
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的还有李富春等，会议记录有胡乔木等。毛泽东开始对王明的错误公开交火。
在这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尽管两次发言，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1932~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错误最主要是博古负责，与己无关。在发言中，王明还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唯独未说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以此转移目标，保护自己。王明的恶劣态度，引起了与会者的集中批评。
但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最后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共识：
1.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六届四中会全就开始了。
2.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
3.王明到苏联的后期，虽然在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五中会全后的中央有些不同看法，但在形势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一直遥控领导给予很大支持。
4.抗日战争前期，王明在负责长江局工作中，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
为了帮助王明认识自己的错误，10月7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谈话。
在谈话中，王明不仅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反扑。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主张反帝、反封建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王明还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同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等参加了会议，李富春、胡乔木列席会议。
在会议上，王明又重申了他与毛泽东等谈话的一些看法，还继续为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认为他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错误也只是在客观上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
他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先介绍了7日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毛泽东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的错误。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鉴于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关系重大，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展讨论；又鉴于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这次书记处会议后，拟定12日开政治局会议，为此，他们准备3天。
这期间，毛泽东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其中，他最后概括地认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思想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新陈独秀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但是，会议还没结束，王明突然声称有病，逃避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使原定会议未能开成。以后，他一直请病假，不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
1943年11月29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与王明谈话，告诉他中共七大即将召开，中央正组织七大代表和各级干部700人学习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同时中央政治局开会也在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你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你认真作出检讨。
12月1日，王明由妻子孟庆树代笔，本人签名，给毛主席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他表示：“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关于过去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已经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接着，他说：“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毛主席指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在信的最后，王明表示：“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出了王明“左”的和右的错误及传达、讨论、批判的步骤、方法、目的。
从1944年5月21日起，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也讨论关于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
在中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王明正在家里养病。党中央、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对王明的继续挽救，组织了最好医生给王明进行精心治疗。但同时，也经常派人做王明的工作，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历史决议》草案，党中央三次都送给王明看了。
1945年4月20日，也就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这一天，王明给任弼时写了封长信，并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及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
在信中，王明表示：“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我对于七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这些新的认识和估计，表示完全服从和同意。”
这是王明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比较系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虽然这种认识并不全面，检查并不深刻，但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基本符合的。而且，王明当时能够向党中央表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和服从“历史决议”，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七大的胜利召开，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选举问题上，一些代表提出意见：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如王明、博古等我们就不选。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并且出面做工作。
大会根据毛泽东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毛泽东的细致工作和耐心说服下，王明以321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位，认识错误较好的博古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王明对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示赞成，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表示要作深刻的检查。毛泽东等表示欢迎。
但是，王明对自己的错误并没有真心悔改，而是带有抵抗情绪。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是从来不让步的 。
195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我国大政方针的同时，也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其中说：
“1949年11月6日王明同志写信给主席说，他对于内战时期所犯错误问题，已在1945年4月20日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他在后来又向主席表示不同意这个决议，但他除表示接受这个决议外，拒绝再有所声明。他对于抗日时期的错误问题，除准备接受中央的结论外，亦拒绝声明他自己的任何意见。
“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到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表明：王明出尔反尔、坚持错误已发展到难以容许的地步，已经成为党内分清路线是非的重大原则问题。
在与王明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和党中央一忍再忍，宽宏大度，既坚持原则进行批评，又进行规劝，治病救人。其中，对王明个人的处理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正确的思想斗争为原则。尽管后来王明没有悔改，但是全党同志，都受到了一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教育。
毛泽东认为，党内斗争一是要从思想上弄清是非，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后来的工作慎重一些，做得好些”。这是“惩前毖后”，也是对犯错误同志的爱护。二是要团结同志，在对犯错误同志作结论的时候，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和宽大的方针。在严肃思想斗争的基础上，组织上对犯错误的同志作宽大的处理，做到既不含糊敷衍，不丧失原则，又不损害同志，给犯错误同志重新为党工作的机会。这是“治病救人”，也是对犯错误同志的爱护。毛泽东正是做到了这些，因此，他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共同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任务而奋斗，从而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六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和犯错误的同志
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和犯错误的同志，这是党内斗争正确进行的重要内容。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伟人胸怀，并且在如何处理犯错误同志的关系上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当他们改正以前的错误后，更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前进，团结他们一起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要严格区分党内错误的性质、情节和程度，不无限上纲上线。站在党性和党的原则立场上，从关心爱护同志出发，而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惩前毖后，又治病救人，这正是毛泽东能够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以及犯错误同志的法宝，也是毛泽东成其党内领袖的伟大之处。
1926年，当蒋介石反革命势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膨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在与国民党右倾的斗争中，妥协退让，放弃了对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为主的领导权，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结束了陈独秀在党的错误领导。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时，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不承认革命失败，更不承认革命正走向低潮的形势，因此制订了不断进攻，连续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或以红军攻打大城市，企图很快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造成了连续三次的“左”倾路线统治中央。这时，陈独秀正确地认识到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但他因脱离革命第一线，尤其不了解广大农村的情况，主要在上海从国民党报纸的宣传上来主观地观察分析形势，因此主张革命全面退却，全盘否定党中央的武装斗争路线。毛泽东深刻地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而决定的城市与农村、南方与北方、受过大革命影响与未受过大革命影响地区之间，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把城市的退却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形成了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路线虽然有正确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在向错误的方向滑下去。他既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路线，也反对正在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1929年八九月份，陈独秀托派小组织反对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活动发展到高峰。他与彭述之等人竟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和挑战。11月15日，中共中央把他开除出党。
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在大革命中，毛泽东是党内反对陈独秀错误的主要代表之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之后毅然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时，毛泽东正在福建长汀、古田一带领导红军战争并总结两年多来的革命经验。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接到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后，致函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表示：“陈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指名批评陈独秀。接着，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中，第一次论述了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适合的”，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后，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陈派小组织。1930年3月1日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批判中共路线。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长文，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该力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形势的估计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4月13日，他又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从所谓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又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眼光，说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被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变成“白军”，或内讧而溃散。无产阶级的政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也必然“农民意识化”，“蜕化变质”。
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的催促和指导下，1931年5月初，托陈派与其他三个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统一，又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接着就按托洛茨基规定的路线，在中国开展所谓“国民会议运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在其机关报《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写按语时，猛烈批判共和国的成立，批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民众书》，攻击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
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严厉打击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的影响，中共对陈独秀问题一直持十分严厉的态度。陈独秀去世时，在共产党的档案里，他还戴着“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等一系列帽子。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如何公正地评价陈独秀，成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改变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政策，对犯错误干部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对陈独秀等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讲话中，对陈独秀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体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正确做法。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但是，“在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②。
对待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中也是批评最多的，几乎每次提到右的历史错误，毛泽东都会点陈独秀的名，但他都是从总结革命经验出发的，没有丝毫如王明那样“着重个人责任”、故意夸大和人身攻击的因素。
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特别在争夺革命领导权、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等一系列重大的革命问题上，毛泽东都极端珍视陈独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虽然这些经验大部分是反面的经验，但人的认识如果只有正面的经验而没有反面的经验，是不完善不深刻的。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并非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出于革命的利益，出于党的利益。
关于陈独秀后期转向托派的错误，王明、康生把他视为“反革命”、“汉奸”，毛泽东虽然有时也用过“反革命”这个词，但实际上他仍视他为犯错误的干部。在抗战初期，毛泽东有与陈独秀派合作抗日的想法，甚至鉴于陈独秀对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当他生活处陷困境时，毛泽东有把陈接到延安养起来的考虑。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党内对待陈独秀等历史上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时指出：以前我党反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①王明等人对于陈独秀是一笔抹杀，一棍子打死；而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所以能够比较公正地评价陈独秀，一是他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二是从自己成长和共同战斗中，深切了解陈独秀的是非功过，三是出于公心，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有了这三条，毛泽东就可以坦然地肯定并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功绩。
七给犯错的同志重新再来的机会
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首先批评他们的错误，给其他同志提供教训。同时，毛泽东更注意给这些人改过自新、发挥余热的机会，而不是一棒子打死。这让党组织的战斗力更强大。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否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事实，认为中国新的革命**已经来临，强令白区党组织举行暴动，集中全国红军打中心城市。
结果，1929年至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在一些农村，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少数人发动的军事冒险暴动都失败了。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给中国革命造成了较大的损失。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这次全会对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全会并没有完全摆脱“左”的观点，没有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会议认为李立三等只是犯了“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的精神。但是，在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评却升了温。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于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同时，又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人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犯错误的李立三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自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李立三退出了中央政治局。随后，他被羁旅莫斯科达15年之久，遭遇坎坷，饱经忧患。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多次提到李立三的错误。他说：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客观的，体现了如何看待党内犯错误和犯错误的同志的正确态度。
1944年，党的七大即将召开。在会议之前，酝酿中央委员会名单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像李立三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是可以列入候选人名单的。
这时，李立三在莫斯科没有回国。自1931年起至1937年，王明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李立三饱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他多次作过认真诚恳的检查，但仍长期地反复地受到批评。
在苏联，李立三好像过着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但还是不免受到斥责，王明还是不放过他。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李立三又被诬为“日本特务”，由苏联内务部逮捕入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出狱后，王明不怀好意地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西伯利亚，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周恩来正巧在苏联疗伤，闻讯之后，为李立三说了话，李才留在莫斯科。
在苏联期间，李立三曾经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汇报自己在苏联的情况，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但是党中央一次也没有收到他的信。七大前夕，为了了解李立三在莫斯科的情况，毛泽东向苏共中央发了电报，说我们正在准备召开中共七大，中央和部分七大代表提议把李立三列入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希望苏联方面告知李立三被关的原因和主要情况。不久，从莫斯科的回电中得知，李立三在苏联这段时间作了些具体工作，但在工作中有过缺点，等等。于是，中央决定李立三为党的七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
在七大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一再地做大家的工作，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要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说：应不应该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他。毛泽东提名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说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是并没有解决路线问题。又说：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团结、合作。
由于毛泽东一再地做工作，李立三顺利地选上中央委员，尽管他当时还在莫斯科，但选举他的票数竟居44名中央委员的第15位。
然而，直到1945年底，李立三才得到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消息。在大年除夕，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热情地接见了李立三，说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在中国党的七大上，李立三已被选为中央委员，问李立三愿不愿回国?这对李立三来说是出乎意外的，给了他极大的振奋。
李立三后来对他的朋友讲起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当时事出意外，我以为我听错了，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位部长又把话重复了一遍，我惊呆了，一时万感交集。我像远离母亲的孤儿，流浪国外10多年，突然听到母亲的召唤，那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怎样也控制不住，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历史上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党却没有忘记我，没有抛弃我!当时我感激党、怀念党的心情，到现在也难于用言语来表达。在这位部长一再催问下，我只连声地说：‘我要回国!’这位部长又说，给你一本机密文件带去看看。原来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时这本书在苏联还是保密的，他能送给我看，这是表示信任。我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汽车送我回到家，家人都喜出望外。这一夜，我顾不得吃年夜饭，一口气把《论持久战》读完了。书中的政治、军事上的真知灼见吸引着我，引起我对毛主席无限钦佩和崇敬的感情。”①1946年1月李立三回到了国内。
李立三回国后，全身心投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积极工作，任劳任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毛泽东如何对待犯错同志，又如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这件事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